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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长声:且译且书搭建知日之桥

鏃堕棿:2019-05-15 23:26 鐐瑰嚮:
李长声:且译且书搭建知日之桥-新闻频道-和讯网

李长声作品书影 摄影 李黎明

李长声作品书影摄影李黎明

蓟小豚

不久前,译林出版社推出了“藤泽周平作品集”,为国内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武士群体的窗口。藤泽周平与司马辽太郎、池波正太郎齐名,被誉为日本战后时代小说三大名家之一。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黄昏的清兵卫》为中国观众所熟知,也拿到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。

此番推出的藤泽周平首批代表作中,口碑最好的《黄昏清兵卫》《隐剑孤影抄》均出自“文化知日第一人”李长声的译笔。不少人习惯将日本的武士小说与中国的武侠小说相提并论,这位知名旅日散文家、译介者认为二者有很大的差别,简而言之,武士小说绝不是武侠小说。

在他看来,藤泽周平笔下的武士,其实是一个阶层,他们干各种各样的活计,与日常生活中肩负重担的普通人并无二致。因此,李长声习惯将藤泽周平小说中的武士描述为“上班族”,只不过他们身上都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儿,让读者对人世与人性有更细腻的体会。

他常说,以平常心看日本,才能看见一个真实的日本。

1一枚“逍遥派”

李长声学习日语多少有一点“家学”的关系。父亲早年在哈尔滨做建筑工程师,当时东北处于“伪满”治下,日语系“官方语言”。1949年举家到长春,他在9月出生,所以常说自己是“生在民国,长在新中国”。

李长声从小喜欢语文,作文常得到肯定,1965年考上长春最好的中学——东北师大附中,此后偏科倾向愈发明显,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,古典诗词曲赋读了许多,太白诗、东坡词、笠翁文……内心渐生一种倜傥风光;数理化成绩却一落千丈。

未及高考,“文革”开始,虽感到混乱,但不必再上头疼的数理化课,整日埋首家中读书习字,委实快意。门外的“造反派”“保皇派”一概与他无关,他是从内心到行动的名副其实“逍遥派”。闲在家中把《鲁迅全集》读了又读,沉迷于鲁迅的文笔,喜欢大先生字词选用的精准洗练,嬉笑怒骂之下那种一以贯之的机巧和深刻,最重要的是那种让人着迷的、极具辨识度的文风。最爱鲁迅的古体诗,次则杂文、散文,也喜欢小说,但仍只是把小说当散文来读,翻来覆去只觉得意味无穷,超越时间性。

由鲁迅推演开去,连被鲁迅骂过的人的作品也找来读,读到林语堂也觉得妙趣横生。从那时起,他一直保持着对精巧短篇的热爱,对长篇大论则不免太容易挑剔出其中的败笔,进而失去兴趣。

读书之余,冷眼看外面,内心只觉得又残酷又荒谬。逍遥日久,到1968年父亲也赋闲在家,因此提议他“就便学学日语”。虽然不确定到底什么用处,不过多一门语言就意味着多一些书看——市面上几无新书可看,家里倒有很多日文书刊。虽然都是专业书,但建筑书籍里图很多,随便翻翻也觉得兴致勃勃。于是跟随父亲学了五十音图(编者注:学习日语的一种图表),感觉就像小时候学过的注音一样。

没想到刚背下来五十音图,轰轰烈烈的“上山下乡”就开始了。一片未知,又是第一次离家,“但是颇有点古典诗词里的情绪”,少年人听到“广阔天地”总归有些雀跃。“从长春下到延边,22个男女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。户里分成读书派和不读书派。不读书派是跟上了时代的,与贫下中农结合,战天斗地。读书派相信毛主席说的‘大学还是要办的’,期待上大学”。

他是读书派,但上大学的信念也谈不上强烈,战天斗地更不起劲,内心仍只是“既来之则安之”。“读书派”里有人自学英语,通读《资本论》,后来成为纽约大学的终身教授。他也坚持学了一阵子日语,直到两年后以“写作的特长”就地当兵。说是军旅生涯,最初却只在宣传科坐机关,俨然“笔杆子”。

后来下到连队,驻守在珲春县边防。“晚上独自爬上一座小山包,抱着枪站岗;一侧是苏联国境的山头,一侧是与朝鲜相隔的图们江,极目之处乃日本海。”虽然身在边塞,涌起的却不大是边塞诗人的豪情,皓月当空,心下更多是田园山水派的浪漫自在。

几十年后李长声应邀从东京飞去台北,参加2010年台北书展活动,遇见来自美国同为书展嘉宾的华裔作家哈金,二人闲聊之间居然发现年轻时曾同在延边军分区的大院里当兵。哈金也是东北人,“或许我们在东北的解放军这所‘大学校’里晨昏多少次擦肩而过,却相识而相知于天南的台湾,也可谓奇缘。”昔日相见不相识的两人于写作却也殊途:哈金坚持以英文书写,故事却多是关于故国;李长声始终坚持中文写作,而且题材限于非虚构类随笔,主旨介绍异域。

2“不少译介相当盲目”

1975年退伍回到长春,因为自学过日语,又经父亲努力,李长声得以进入吉林省环境保护研究所的资料室工作。“既然喜欢文学,又做环保工作,就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学日语。”

这是李长声真正与翻译结缘之开端。这时距离他最初背五十音图,已经过了近十年。说起来像是一桩“艺多不压身”的励志故事,但他事后想来只觉得是“刚好有条件而自己也有兴趣”。他还记得,最初找到一本西村京太郎的公害推理小说《污染海域》,抱着日汉词典译起来,然后就投给广州的刊物《环境》,大概连载两年多。后来又翻译了水上勉的公害推理小说《大海獠牙》,由海洋出版社出版。

1977年恢复高考,他因为“既满意于工作,又有点自学成才之势”,更兼看过了“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对大学也兴趣阙如,只想守着自己一方天地安心读书译书。长春老辈人里有日语功底的人相当多,在国门将开未开之际恰成为高等教育与文化出版的优势。吉林人民出版社因地制宜地办起《日本文学》刊物,调了“已有译作发表”的李长声过去,“从此与日本文学真正结缘”,一路从编辑做到副主编。没有知识产权法的年代,引介外国文学比之今日简便多矣,他一手组稿,一手翻译,刊物渐有声势,自己也由此结识了不少国内出版界和日本文学界的同仁。

骨子里的文人性格,毕竟与旧时事业单位的风气颇有些格格不入,又正值“出国潮”,他于是辞职、离乡、去国,一气呵成。仿佛是机缘巧合,其实动念已久。1988年7月1日,李长声从北京出发,乘坐国航的航班飞往东京。他自知对数字的记忆非常差,日本推理小说里常有询问嫌疑人“几月几号不在场证明”的情节,“要是问到我,可真是根本答不上来,平生能记得的日子只有两个,此日和生日”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刚巧也是那一年成立,所有乘坐国际航班的乘客都获赠一只红色的置物袋作纪念。热衷“断舍离”的他数次搬家之后却留下这只红袋子,“至今用来装杂物,而且家里几乎只有这一袋子杂物”——仿佛是为了要保留这袋子才存放些许杂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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